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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作文备考素材:“光明观察”2015年7月号第1辑

  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
  1. “腐败版”女儿举报父亲也是父“女情深
  2. 拍苍蝇方能消除民众“体感腐败”
  3. 牙膏纳入化妆品范畴的两点担忧
  4.对收拥堵费持不同态度何以成了“瞎吵”
  5. 何妨用“美景危机”警醒旅游文明
  6.医院遗弃老人不能仅作道德解读
  7. 离婚率上升中的当事人与旁观者
  8. 高招“咨询确认书”是个什么鬼?
  9. “牛奶回扣”是农村教育的“辛酸泪”
  10. 道德从不是一件零风险的事情
  11. 请对第二个地球少些盖棺论定式评价
  12. 打干亲”中的权力江湖
  13. 托举孩子们创业梦想的翅膀
  14. 运营商“为电信诈骗担责”具有样本意义
  15. “空中餐厅”不妨交给市场评判
  1. “腐败版”女儿举报父亲也是父女情深
  朱永华
  昨天上午,有网帖举报怀化市委巡视组副组长滕树旗包养情妇,发帖人自称是腾的女儿,控诉父亲“长期在外吃喝嫖赌、包养情妇、虐待自己”。昨天下午,怀化市纪委称,已对滕树旗作出停职处理,并成立专门调查组(据7月22日《京华时报》)。
  今年5月,媒体报道女儿举报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接打电话的新闻引发社会关注,这位女儿因为非常爱自己的父亲,又总担心父亲开车违章打电话造成危险,多次劝说无果后一气之下向交警举报,湖北省高警总队经过调查,证实被举报人和举报人确实是父女关系,其父承认接打电话的违法事实。警方对被举报的父亲依法进行教育处理,对举报交通违法的女儿按照规定进行了奖励。如果说“违章版”女儿举报父亲完全出于“父女情深”,发生在怀化市这起女儿举报父亲的“腐败版”,则需要更深层次的解读。
  按照女儿的举报所言,这位身处官位的父亲,不仅在外“吃喝嫖赌、包养情妇”甚至“贪污受贿”,还长期“虐待自己”,之所以进行网络公开举报,显然也属于“被逼无奈”,表面看起来父女之间已没有任何感情可言,因为这样的举报一旦查实,轻者丢官罢职重者身陷囹圄,而且因为女儿的举报,父亲已经被当地纪检部门做出停职处理,并为此成立专门调查组,即使最后出现例外,没有查出问题,父女之间也已形成难以修补的裂痕,甚至可能就此形同陌路。
  但如果就此来理解“腐败版”女儿举报父亲的缘由,未免有些浅薄,父女之间的感情并不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可以有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得出唯一答案,就像“违章版”女儿举报父亲开车打电话一样,看起来是让父亲受到处理,丢了面子,是不孝行为,实际上这正是由于珍惜父女感情,出于保护父亲生命健康安全的一种大孝,该新闻能够成为今年一省的高考作文题,恐怕也是出于多重解读的考虑;“腐败版”女儿举报父亲,看起来是父女之间感情裂变的后果,实际上如果女儿与父亲之间早已没有丝毫父女之情,女儿未必如此“关心”父亲,其实,女儿痛恨的是父亲在外“吃喝嫖赌、包养情妇”,并列出父亲“贪污受贿”这些足以致父亲于“死地”事实来向监管部门举报,从人性角度来说,既是女儿对父亲依然充满感情,也是将自己被“长期虐待”的原因归咎于父亲违反道德伦理和法纪上,寄希望通过对父亲政纪法纪的处理,来挽回一个真实的父亲,从而保护自己作为女儿应当享受的父爱权利,尽管这种代价对于父亲难以承受,但无论于国于民还是对于家庭而言,女儿的这种行为不仅可以理解更值得点赞。
  “违章版”女儿举报父亲,让人们看到女儿心系父亲生命安全的父女情深,“腐败版”女儿举报父亲,又何尝不是女儿对父亲的“恨之深、爱之切”,父亲的行为不仅为道德法纪所不容,更由此对女儿“长期虐待”,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闻不问,不但父亲最终可能走上不归路,女儿更会永远失去父亲和父爱,女儿的这一行为看起来很“自私”,但出发点也是在挽救父亲,而且延伸开来说,我们真的希望这样的女儿、儿子越多越好,作为儿女,能够完整享受应有的父爱、母爱永远是第一位的,父母可以把给子女丰富的物质享受作为一种爱,而作为儿女更希望得到父母发至内心的感情呵护,如果父母道德沉沦,甚至为满足个人权势物质欲望不惜违法犯罪,就应当积极举报,让法纪扬善惩恶的同时,又能挽回家庭感情的完整,既是一种明智和理性,也是为社会乃至廉政建设做出一份贡献,更是一种广义上的“大孝”。
  2. 拍苍蝇方能消除民众“体感腐败”
  胡印斌
  那些仍然“活跃”在广大农民身边的苍蝇们小心了,接下来就要重点收拾你了!最高检21日表示:从2015年7月至2017年7月,全国检察机关将开展为期2年的集中惩治和预防惠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工作。涉农和扶贫职能部门、乡镇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村级“两委”干部、村民小组长、会计等将成为重点关注目标。 (7月21日 人民日报客户端)
  最高检“拍苍蝇”的动员令一经下达,即引发舆论的积极响应。确实,别看这些苍蝇都是不起眼的小官,甚至连小官都算不上,但其贪腐行为的危害却不容低估,有必要及早施以雷霆手段。
  农村蝇贪的危害性首先体现在普遍性的泛滥成灾。据披露,这些年来,国家、省市等逐步加大支农扶贫力度,而相应的资金监管却没有跟上,很多时候,资金的安排、使用往往完全交由基层操作,着就使得涉农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一直在高位徘徊,呈易发多发态势。一些省份村“两委”负责人案件超过了整个涉农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半数,有的市县更高达70%—80%。有报道称,仅2009年至2010年期间,海口市石山镇荣堂村民小组和玉库村民小组多位村干部骗村民签字,侵吞了征地补偿款高达1300万。
  这种日益泛滥的涉农贪腐现象,不仅导致大量资金被截留、被挪用、被私吞,从而扭曲了中央惠农的政策指向,也在民众中间积累起巨大的民怨。长此以往,不仅农民难以尽快脱贫,还会因为负面的情绪积累而影响基层社会的稳定。这一点,从时下的信访困局中亦可见一斑。很多民众之所以选择向上面反映不公不法行为,正是因为基层纾解机制的失灵乃至缺失。
  其次,这种危害性还体现在对基层政治生态的破坏上。与那些高官巨蠹离百姓十分遥远不同,民众即便痛恨这些腐败分子,往往也因为缺乏直接的接触,从而很难感同身受。农村苍蝇就在百姓身边,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百姓都看在眼里,也会因此才对政府有了感知与认识。也因此,老百姓对于这种发生在身边的腐败,有着更深的痛恨。
  这种情形或可称为“体感腐败”。也即,这些发生在民众身边的腐败,是民众日常能够看到、想到、触摸到的。这种腐败,不仅直接侵犯民众的切身利益,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动摇民众的信任,扭曲中央的精神,进而导致基层政治生态的逐步溃败。可见,对权力末梢的约束与规范,丝毫不比“打老虎”更轻松。
  实际上,自从十八大以来,中央强力惩治腐败,每一只“大老虎”落马,都会让人拍手称快。但同时,不少民众也表达了对基层腐败的严重不满。尽管各级纪检检察机关一直也在致力于惩治农村腐败,但由于涉及范围太广,至少在目前而言,惩治农村蝇贪的速度、力度,还赶不上民众的期望,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以回应民意诉求。
  此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态,要下大气力整治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不良行为,对随意插手基层敏感事务、截留克扣基层物资经费、处事不公、吃拿卡要、侵占群众利益等问题,必须严肃查处,绝不姑息。随着最高检惩治行动的全面展开,相信能够产生强大的共振效应,在斩断伸向农民黑手的同时,还基层一个清明的政治生态。
  3. 牙膏纳入化妆品范畴的两点担忧
  王传涛
  近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送审稿)》,明确将口腔护理用品纳入化妆品范畴,并且规定化妆品广告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宣称或者暗示产品具有医疗作用,不得使用他人名义保证或者暗示产品功效误导消费者。近年来,随着牙齿保护及保健意识的普及,功能性牙膏大受市场欢迎。但同时也面临着概念炒作的倾向。今年3月份,因构成虚假广告,佳洁士双效炫白牙膏被处罚603万元。(7月22日中国新闻网)
  其实,早在2007年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化妆品标识管理规定》中,牙膏、牙刷、牙线等用于口腔和牙齿的产品就已经被列入化妆品范畴。但是,当时更多地是在“标识管理”的层面进行的规范。本次修订《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将牙膏明确列入化妆品范畴,将更加明确牙膏等产品的化妆品属性。
  首先可以明确,牙膏被明确为化妆品,这是相关部门加强行业管理的体现,对于牙膏的生产与销售,都将进一步提高门槛。一者,化妆品的生产有着更为严格的管理,生产许可、卫生许可都必须要达标;二者,在销售层面,化妆品也被要求必须注明所有的成分,同时不能夸大效用,尤其是“治疗牙周炎”、“修复口腔溃疡”、“预防牙龈萎缩”等宣传用语将被严格禁用。这两点,对于广大消费者而言,都是利好。
  不过,因为牙膏本身是一种人人每天都在使用的日用品,将其列入化妆品行列,也容易引发一些质疑。关于价格,关于生产卫生与安全问题,都可能会引来一系列的质疑或担忧。最主要的,公众有以下两点担忧。
  一是,牙膏被列入化妆品之后,会不会出现价格大涨的情况?众所周知,化妆品的税率是非常高的。一般来说,化妆品包括17%增值税、30%的消费税,如果形成利润,还包括25%的企业所得税,在一些地方,还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税等。一旦列入化妆品范畴,牙膏本身附带的税负也将会大涨,那么,牙膏的价格是不是会进一步提高?现在市场上化妆品的价格出现严重高昂化的趋势,也不得不令人为牙膏价格捏一把汗。
  二是,化妆品在安全问题上同样问题丛生,牙膏的安全问题又如何规避?近年来,化妆品铅汞超标的丑闻经常见诸于报端,化妆品在管理层面,并不是没有问题。同时,牙膏的安全问题也不容小觑,在2013年,有关检测机构还对市场上六大品牌的牙膏进行了成分检测,发现在国内最畅销的这六大品牌,均含有漂白剂,长期使用有健康隐患。现在问题就来了,解决牙膏的安全问题,并不在于把牙膏归类到哪一种类,而在于政府部门是不是有到位的监管。
  牙膏纳入化妆品范畴后,税率增高是很正常的事。笔者认为,相对比安全监管而言,公众或许并不是太在意牙膏中的税负到底上涨了多少,一些大众品牌的牙膏的价格到底是涨了三块还是五块,而是更加在乎我们天天使用的产品的安全问题。而显然,归类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只有加强权力监管,同时不断提高牙膏国标标准,并与之与世界标准接轨,我国的牙膏才能够让人放心。
  4.对收拥堵费持不同态度何以成了“瞎吵”
  朱昌俊
  22日上午,以“生态智慧、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为主题的2015年(第十届)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在广州开幕。住建部原副部长、中国城市规划协会理事长仇保兴在接受采访时称,广州人口比伦敦多出三倍,交通用地仅为总用地的10%-12%,比伦敦更需要用拥堵费来治拥堵。对于大城市治堵问题,仇保兴坦言征收拥堵费是早晚问题。(7月23日《新快报》)
  这些年关于要不要收拥堵费,在不同城市,不同时期,都上演了较为激烈的讨论。仇保兴坦言,收拥堵费是早晚的问题。从长远看,这对个别城市来说确具有不小的可能性。但问题是,早晚都要收,并不等于现在就要收。
  相较于“早晚要收”的表态,仇保兴此次发言中,最值得的争议的地方其实在于,将拥堵费迟迟未征收的阻力归咎为这是有人在“瞎吵”,是以民粹与情绪,代替理性和常识,让具有远见的管理者承受压力。
  不难理解,仇保兴所称的“瞎吵”,指的应该是大多数民众在收取拥堵费上表现出来的反对和谨慎态度。但不同意见真的是“瞎吵”吗?暂且不论治堵必然是项综合工程,具体到每个城市,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不同,治理方式也理当各有侧重。单纯从如伦敦收取了拥堵费,来论证我们也应收的依据来看,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譬如相较于国外,我们在交通布局、城市功能的优化上是否已经做到了足够好?收费用途能否保证足够的透明?“拥堵费”会否只会影响到私家车,而对公车缺乏制约?等等,这些“国情”恐怕不能不考虑。
  再来看看被仇保兴称作先进经验的伦敦在拥堵费实施上的情况。此前在讨论北京是否该收拥堵费之时,就有文章指出,即使在已征收拥堵费的城市,仍存在巨大争议。伦敦从最先提出征收拥堵费到最后“冒险通过实施”,经历了差不多四十年的时间。而在效果上,亦有相关研究表明,尽管伦敦刚开始收取拥堵费时车流量有明显减少,但现今已基本恢复到原来水平,甚至形成了“越收越堵”的窘况。可见,收费的方式并不必然带来交通拥堵的缓解。若事前缺乏充分论证并兼顾“国情”,一味“效仿”就不啻为一种冒险。
  以此而言,对是否收取拥堵费,多一点异议和反对声不仅无错而且是必要的。再说,任何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公众参与讨论,表明不同态度,不过是履行基本权利的一种表现,又何以成了“瞎吵”?“是以民粹与情绪,代替理性和常识”?难道只能有肯定意见?更要看到,正如经济学家周其仁曾经的一个著名论断,即不要轻易去提加税的建议,因为这种建议最容易被政府吸收。这话或许显得过于绝对,但动辄呼吁以向民众收费,增加民众负担的方式来进行公共治理,本就难逃“懒政”之嫌。
  这些年在不少重大公共政策上,都出现了官方与民众意见的“交锋”。在某种程度上,这其实恰恰是一种进步的体现。正因为各方能够参与讨论,表达不同意见,从而能够真正通过博弈来获得最大公约数,确保政策不至于太过偏离科学与民意的轨道。现在也早已告别了过去那种单纯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拍板来形成公共政策的时代,这些年社会治理上的进步,应该说也与这种尊重民意和程序的政策制定习惯的养成有着重要关系。
  制定公共政策,最怕的恰恰是粗暴的“闭门决策”,而非多元声音的讨论。拥堵费是否要收,应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在有效的公共讨论和论证后得出结论。而轻易指责不同声音为“瞎吵”,更值得决策者警惕。
  5. 何妨用“美景危机”警醒旅游文明
  作者:司马童
  福建平潭海边又现迷人的“蓝眼泪”,随着海水涌动,仿佛浩瀚星空的瑰丽画面。然而,最近一则“金门船舶润滑油外泄,使得‘蓝眼泪’变‘黑眼泪’”的新闻,让众多市民随之担心:不少人夏天都喜欢去海边度假,除了像这次船舶润滑油外泄之外,游人增加、乱丢垃圾等,会不会使美丽的“蓝眼泪”消失?(7月23日《海峡都市报》)
  游人追捧的夜晚海边“蓝眼泪”,其实是一种自然现象,它是海里微生物在海水搅动下发出的蓝色荧光。所以,有专家便坦言:尽管它被视作了一种“美景”,“蓝眼泪”却并非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稳定在一定的平衡范围内才属合适。然而,从“蓝眼泪”引出的市民担忧这件事,我则随之想到,用“美景危机”来警醒旅游文明,或是有用且有效一招。
  当下,旅游热潮和旅游文明的不尽和谐匹配,显然是一个不争的欠缺与纠结。譬如,诸多景区的沙滩每到旅游旺季时,往往总会出现游人乱丢垃圾的尴尬景况,几乎就像一块文明公德的“牛皮癣”,睹之皱眉,除又不易。不是说各地景区缺少“请勿乱扔垃圾”等的警示标牌,或者说没有安排相应力量来劝阻旅游陋习,而是在某些“习惯性失德”的游客那里,这样的谆谆善诱,一则处罚欠狠不太忌惮,二则老生常谈难长记性了。
  不必讳言,游客的文明素质确实有高低。但是,有一点应是相近和相同的,那便是希望其到此一游的地方,风景果然“百闻不如一见”,美景还是“百分之百呈现”。这就启迪我们,对于包括“不要乱丢垃圾”等的文明旅游宣传和劝导,除了常规举措,能不能换种方法,使人自觉自愿地“好自为之”?譬如,对于海边涌动的“蓝眼泪”景观,有关方面或可善意“误导”一下,预先提醒游客,要是不拘小节地在现场乱扔垃圾,就会让“蓝眼泪”失去靓色,甚至来了白来,看不到它的瑰丽美景了。
  用“美景危机”警醒旅游文明,这看起来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次优教育和引导,但实话实说,在“硬做”“硬抓”一时能成普遍选择的语境下,“以景护景”的危机式忠告,可能更易使部分游客站于“利己立场”,产生相对自觉与自律的意外实效。毕竟,比起将来或许要靠撞大运来一睹“蓝眼泪”的美景风采,现在尽力管好自身的文明旅游素养,总要显得轻而易举多了。
  事实上,除了“蓝眼泪”这样的独特美景,在很多时候,自然景观的“永褒青春”,确凿与游人的文明观光、无害游览密切相关。如今,随着出境、出国游的渐属寻常,很多人也越来越认识到,“外面的世界”为啥很美丽、很精彩,关键的一点,还靠每个人潜移默化、从细从小的爱护与珍惜。由此而论,即便我们暂时“误导”地突出和放大“美景危机”,让一些游客多多顾及旅途之中的文明举止,说到底也瑕不掩瑜,与尽快从整体上助推国人文明旅游的“提质”“增德”,其目标与追求是一致的。
  6.医院遗弃老人不能仅作道德解读
  堂吉伟德
  52岁的男子陈某生病后,子女将其送到南京明基医院治疗。但到了医院后,子女突然都“消失”。医院照顾一天之后,见无人过问,又开车将陈某送到其女儿所在的小区,由于找不到具体地址,又联系不上女儿,于是就将其丢在了物业门口的地上。医院的做法被网友曝光后引发了争议。南京明基医院回应称,是在征得陈某同意后才将其送回的。(7月23日《现代快报》)
  子女将患病的老父扔到医院在先,而医院又将老人送回小区并放丢在路边在后,老人在两方的抛弃下无人问津。不可否认,医院不是救助机构和慈善组织,而且又面临着数量较大的医赖群体,将老人送回小区而放在路边,确属于一种无奈之举。更何况南京明基医院属于私营医院,盈利是其最终目的,在公共道义上相比于公立医院,显然要求更低一些。
  不过,其行为依然要受到道德的谴责,因为医院毕竟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在没有找到其亲属并征得意见的基础上,直接把病人扔回小区路边属于遗弃行为,与医院的宗旨和定位完全背离。毕竟相比于医疗费用而言,患者的生命、健康与安全是底线原则。否则,基于各种合理借口下的遗弃行为,就始终难以禁绝,而个人的基本权利也难以获得保障,并最终损失整个医疗秩序。
  对医院的这种行为,不能仅有道德上的矫情,如何避免和防止类似问题的产生,需要惩戒与救济双管齐下。无论基于何种理由,也不管是否征得患者的同意,医院把患者丢在小区的路边都是违法行为。根据我国执业医师法等规定,对急危患者,医师和医院不得拒绝急救处置。原卫生部公布医疗急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又提出“不得因费用问题拒绝急救服务”。2011年,“湖南新田县中医院遗弃无主病人”一事引起公众关注和舆论热议,然而后续的处理也不过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而同样的情况在美国,却是另一种处理方式。2006年,美国洛杉矶市检察机构对医药巨头凯泽•珀默嫩特公司下属一家医院提起刑事诉讼,原因是医院把无家可归的病人强行丢弃到贫民区。这是美国首起医院遗弃病人被起诉案,引起各方关注。两相比较,加大对医院的问责和处罚力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据报道,根据深圳市公立医院管理中心2014年的统计,全市11家市属公立医院目前累积的医疗欠费共有8157万元,欠费人数有8000多人。其中,市二医院的医疗欠费最多,达到四五千万元。一地如此,全国情况自然也不容乐观。很显然的是,在大量的“无主患者”面前,医院已成为弱势群体并需要得到帮助。若是这种状况得不到解决,将会成为医院的无以承受之重。故而,建立一套良行的运行机制,给予医疗机构以帮助才能从根本上避免类似问题发生。
  对此,有人代表建议,对被遗弃在医院的“三无”病人,政府应立法强行让家人接走自己的亲属,无家属的则由民政部门接收,尽快建立这一特殊病患人群的专项资金救助项目。很显然,要回答“医院把遗弃患者怎么办”的问题,就要先回答“病患被遗弃医院谁过问”这个问题。无论是建立公安、民政、卫生等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动机制,还是建立救助基金制度以解决医疗欠费问题,但都要付诸于实施并得到落实,避免让医院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毕竟再高尚的医德也需要物质的支撑,否则其必然成为无源之水。
  7. 离婚率上升中的当事人与旁观者
  郭文婧
  据《中国青年报》7月23日报道,民政部日前发布的《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依法办理离婚363.7万对,比上年增长3.9%。离婚率持续上升,这对一向强调“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家和万事兴”的我们,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那么,我们究竟该怎样认识离婚率上升、应该采取怎样的干预措施呢?我们不妨来对比一组进一步调查的结果。
  关于离婚的主要直接原因,61.2%的受访者认为是“性格习惯悬殊,不能包容”,其后依次是婚外情或者出轨、缺乏爱情基础、追求婚姻质量不愿凑合、双方家庭关系及长辈干预、物质原因、女方经济上不再依附于男方、家庭暴力、生理原因等。
  关于导致离婚的深层原因,71.9%的受访者归因为社会浮躁、拜金风气,其后依次是年轻夫妇处理生活问题和相互容忍的能力有限、人们对婚姻的态度有所改变、闪婚增加和草率进入婚姻、经济和舆论压力,以及离婚成本降低等。
  反问离婚的主要直接原因,实际上是将受访者置于当事人或者深度参与者的角色进行自述,如果自己也离婚,直接原因是什么,反映了目前人们的婚姻生活中,确确实实存在的问题。访问导致离婚的深层原因,实际上是将受访者置于客观独立的分析家角色,尽管其会兼顾自己的所感所闻,但更多地是基于社会原因的冷静分析与推理。对比之后,重合的原因,可视为真实原因;不重合的,则更多是一种想象。
  那么,婚姻的头号杀手,显而易见,就是生活方式与包容能力的问题。此问题的根本原因,全世界都一样,就是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60多年,中国家庭也已经从户均人由5.3人降至3.02人。其直接原因,就是孩子变少,我国的四成家庭已经是“单身贵族”或“二人世界”。如何让小家庭也拥有大关爱?这才是最紧迫的问题。
  但遗憾的是,我国在家庭政策的设计方面,长期缺乏普遍的专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家庭政策,仅有的少数政策也只是停留在补缺功能和支持功能的层面上,更没有顶层设计和长期制度安排。特别是在收入分配、医疗、住房、就业、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制度安排中,社会政策几乎没有为家庭提供“造血”功能。
  其它重合原因可简单总结为“人们对婚姻的态度有所改变”,这种改变更多地体现在由过去的“搭帮过日子”和“有情人终成眷属”观念向现代的“追求婚姻质量”的转变。对此,专家的“药方”是“加强婚恋观教育,完善婚后咨询服务,让人们意识到婚姻给个人带来生命愉悦体验的同时,也需要责任和担当。”
  但是,这种“药方”也依然是大话好救急,具体该怎么做,由于我国家庭婚姻社会学研究的滞后,办法不多,工青妇组织、街道、居委会、民政部门等由于不专业,实际作用的发挥也很有限。从爱情婚姻的四个阶段来说,包括共存、反依赖、独立和共死,关键就在于第二、第三阶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七年之痒”。具体在每一个阶段,应该提供的社会支持是不一样的,可我们的专业机构却少之又少。
  实际上,离婚率上升是现代社会共同的现象,实践也证明,离婚并不可怕,反倒体现了社会文明的进步,因为彰显了每个人的独立与平等,也增强了人们的多元包容能力,促使了人们爱情婚姻观的平和理性,大多数离婚者最终还是再一次、再几次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真正值得忧虑的是,全世界的不婚族正在日趋壮大,我国也已经有了这个迹象,不婚族不仅影响社会的人口繁衍,更重要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安身立命的价值”逐渐被自己否定,往往在孤独又无趣中悲剧结束自己的人生。
  8. 高招“咨询确认书”是个什么鬼?
  邓海建
  同样考了671分,同样在第一志愿填报了复旦大学,甚至还拿到了复旦大学重庆招生组老师签发的专家组咨询确认书,最终被录取的,竟然不是自己——对于家住重庆江津区云升苑小区、今年高考江津区文科第一名的18岁考生阳阳来说,这样的结果让她震惊了。(7月23日《重庆晚报》)
  校方招生人员说你肯定能录取,甚至还信誓旦旦签署了“专家组咨询确认书”;最后的结果,别说通知书难到手,甚至连投档的资格都没有,如果这都不叫“误人子弟”,还能称之为什么呢?更为险峻的是,招生组还特别告诉当事考生,想被录取要做到三点:1、不要填提前批;2、把本校作为第一批第一志愿填写;3、除了该校之外,建议任何学校都不要再填报。好在考生的平行志愿还是临时起意地填了一家,不然,如此高分,恐怕连什么好学校都上不了。于此而言,主动上门的“专家咨询”,又岂止是“误人子弟”?
  高校自然可以装无辜,更加无须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因为所谓“确认书”上也只是写着:经招生组专家审核,确定你为复旦大学2015年“优秀推荐生”,推荐专业:社会科学试验班和中国语言文学类。优秀推荐生,凡第一志愿报考我校并且高考成绩达到我校在当地调档线者,将择优录取到上述专业(类)之一。可见,这不是一份人头担保的明确协议,只能算前置条件多多、又语义暧昧的“意向书”。就算考生因此无学可上,依然可以摊手耸肩“怪我咯”。
  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明目张胆与考生签订类似误导性协议,合规还是违规?
  就在今年2月份,教育部专门下发《关于做好2015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不得在录取工作结束前,以各种方式向考生违规承诺录取或以“签订预录取协议”“新生高额奖学金”“入校后重新选择专业”等方式恶性抢夺生源。遗憾的是,名校掐尖大戏仍难禁绝。就像网友说的,连北大清华都“互撕”去了,其他高校又岂会坐视不理?那么,这种批量印制的“复旦大学2015年专家组咨询确认书”,是个别招生老师“自作主张”、抑或是心照不宣的例牌惯例?有图有真相,有短信有协议,教育监管部门总不好意思继续高喊“看不见”吧?
  有媒体统计了中国近10年来考取985和211重点高校学生中的前1%尖子生的去向,在平行志愿下,2005年至2009年填报清华的占60%,填报北大的占47.3%;而到了2010年至2014年,填报清华的上升到69.5%,填报北大的上升到59.1%。如此趋势,莫非说明中国高校的马太效应日益凸显?又或者说明尖子生的眼界越来越势利?真相恐怕只有两个:一则,名校掐尖游戏越来越癫狂,名利诱饵无所不用其极;二则,面对昭然若揭的掐尖乱象,整饬制度几无作为。这才导致掐尖掐成了明规则,反正法不责众,奈之若何?
  状元披红戴绿骑马游街,看似奇葩,但在招录环节上,高校公然违规暗度陈仓,难道就很正常?辩证法说,有因必有果,因果关联是普遍而客观的。如果高招“咨询确认书”继续隐身于公共监督的口诛笔伐之外,整顿高招秩序,这话还会有人信吗?
  9. “牛奶回扣”是农村教育的“辛酸泪”
  陈广江
  地处湘西山区的保靖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在“学生饮用奶计划”过程中,该县迁陵学校、雅丽中学与供应商商定,学生自费花钱购买的牛奶,其中一部分作为回扣留给校方,共计124万元,用于盖教学楼和给老师发劳务费。日前,学校及校长均被法院以单位受贿罪追究了刑事责任,被判回扣款上缴国库,两校长免予刑事处罚。(7月23日《法制晚报》)
  学生每瓶奶花2.3元,供应商拿1.98元,学校拿回扣0.32元,集腋成裘,聚少成多,两学校竟从学生嘴里抠出124万元的“牛奶回扣”,令人愤怒不已。要知道,该县三成农民人均月收入不足200元,部分人口“生存条件极差,生活水平极低”。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此不择手段,奶牛都会愤怒。
  但此案的复杂程度或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交织着太多情、理、法的冲突。从法院审理看,“牛奶回扣”并未中饱私囊,而是用于盖教学楼和给老师发劳务费,都是为了学校和教育的发展,而且办学环境和教师待遇亟需改善也是事实。正基于此,两校长才被法院免予刑事处罚。客观讲,这样的判决让人难以指责。
  现实就这么残酷,为了学校的发展,道德底线和法治底线双双被践踏。收取“牛奶回扣”,不仅违背教育工作者的良知操守,更触犯了国家法律法规。背后的原因显而易见:保靖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地方财政对教育经费的投入严重不足,学校收取“牛奶回扣”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意味。
  贫困县中学的“牛奶回扣”,就是农村教育的一把“辛酸泪”。老师们起早贪黑、心力交瘁,的确不容易;孩子们在拥挤破败甚至存在安全隐患的教室里学习,看着都让人心酸。当现实把校长逼成了罪犯,教育该何以安放?更可怕是,越是贫困,越是没钱发展教育;越是没钱发展教育,越是贫困,陷入了恶性循环的泥潭。“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承诺,则成了一句喊在嘴上、写在纸上的口号。
  贫困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贫困面前颠倒了主次。我们不怀疑保靖县贫困的真实性,但怀疑主政者没有把教育放在突出发展的位置。作为一项长期的国家战略,“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喊了很多年,但现实并不乐观。近些年来,国家也不断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力度和精准度,特别是在贫困地区的教育上。但令人遗憾的是,好钢并未用在刀刃上,一些贫困地区的教育现状依旧令人触目惊心。
  如今,回扣款上缴了国库,相关人员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教育的困境依旧没有改变。而且,地方财政对教育投入不足绝非一时一地的个案,现实中还有多少学校从学生身上吃回扣现象令人忧虑。总之,“牛奶回扣”荒唐至极,而农村教育的这把“辛酸泪”则更令人深思。(
  10. 道德从不是一件零风险的事情
  邓海建
  近日,四川彭州一老人骑自行车过马路时,在一路口不慎摔倒。而后,一名骑着自行车路过的学生停车,热心地问候伤情。不过,该学生却遭到老人的诬陷,称是学生将其撞倒。好在当地公安调取监控画面,为学生证明了清白。(7月24日《北京晨报》)
  老人骑车摔了,学生停车询问,于是,似是上演了《农夫与蛇》的一出,好心学生反而因此陷入无辜的纠葛。学生的善意自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不过,骑车老人的恶意也是不容置喙的吗?
  没有人去反思这个疑问。因为觉得这就像2013年四川达州的“坏老太”一样,是毋庸置疑的,是民意料定的。回到新闻事实上来,老人对学生不撒手,按理应该有两种可能:一是我们先入为主的“诬赖”,这是明显的主观恶意,俗话说的恩将仇报;二是或有可能的“误以为”。老人年纪不小,摔在湿滑的马路上,突然有人询问关切,会不会一时脑袋转不过弯,出于人性避险本能而误会了学生的热心?退一万步说,就算老人果真是心思缜密的“诬陷”,旁观者在审视事件中丝毫看不到人性本善的可能——如此倾向明显的思维,是否也算出卖了内心道德逻辑的“不阳光”?
  所谓诬陷,不啻道德上的判罪,是“明知道”还要装“误以为”。如果不能证明这个前提,贸然对老人进行舆论审判,是不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等待这些“坏老太”、“坏老头”,以成全我们对世界的睥睨与冷漠,以慰藉我们对他人的自私与恶毒?事实上,老人料定学生非好心,而我们料定老人是坏蛋,两般推断,有差别吗?
  如果从唯物论来说的话,这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善,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恶。不妨假设倒在地上的都是“坏老头”,那么,这些“坏老头”的恶意从何而来呢?姑且做一些形而下的探讨吧:生活中,我们不厌其烦地劝孩子,“没有摄像头就不要去搀扶”;又据说河南三门峡市还有个“扶人协会”,这看似给美德撑腰,可是,没有“扶协”的地方会怎么想呢?这几年的国内舆论,不断放大因搀扶老人而引发的误解,统一贴标签为“诬赖、讹诈”,动辄就斥之为“翻版彭宇案”……当身边的老人生活在这样的语境下,他(她)们会把寻常之善当做正常之善吗?如果这年头的坏老人真的多了,那也不是坏人变老了,而是环境将他们逼成了道义层面的“坏蛋”。因为惟其如此,才能保全最大化的私权。
  即便存有矛盾冲突,学生的清白,与老人的善良,亦不是鱼与熊掌的关系。当我们把所有倒地老人的条件反射定论为诬陷的时候,等我们老了,就算被人撞了,若没有“天网”作证,你还敢指认什么吗?道德上的诘责,谦抑与轻率的区别,不仅是一个社会的文明差异,更是一个群体心态健康的区隔。
  历史而言,扶老人被讹的事蛮多的,而搀扶之后说不清是非的事恐怕就更多了。但这些,并不妨碍善心义举的温婉流转。想起此前流传甚广的一篇网文,《你未必是人好,只是没机会放荡》。道德这回事,最好不要立场先行,就算真相七七八八,也不要站在高地高冷发声。耐心听一听,仔细看一看,心里容得下善的可能,哪怕真是遇到个“坏老头”,吃亏或委屈,也不改温良秉性。只因为,道德本就不是件无风险的事情。
  11. 请对第二个地球少些盖棺论定式评价
  龙敏飞
  美国宇航局(NASA)于北京时间24日凌晨0时就开普勒望远镜的新发现举行新闻发布会。在发布会预告中使用了“另一个地球”的说法,引发科学迷们的猜测。发布会上,NASA称在距离地球约1400光年的宇宙深空,发现了比地球更大,更高龄的“老大哥”类地行星,并将其命名为开普勒452b,科学家称,这是目前为止最像“地球双胞胎”的行星。(7月24日《新京报》)
  “第二个地球”一出,不仅刷了朋友圈,吸引了公众的关注,也吸引了行业专家的各种解读。如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天文学系教授吴学兵表示,“太阳系外的恒星距离人类太远了,光都要走很多年,是不可能到达的。所以如果从实用角度说,想移民过去是不可能的。”再如有专家表示,“那里不会是适合我们生存的第二家园,而是10亿年后,地球的惨淡模样”……而更多新的解读与阐释,也必然会不断地冒出来。
  对于这些专家的“推测”是真理还是谬论,没有人知道,因为这的确是一片未知的领域。众所周知,对于宇宙而言,我们太渺小,所知的也甚少,这里面有太多的未知世界需要人类的挖掘。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也不敢真的说自己“上知天文”,毕竟“天外有天”。这就是说,对于“第二个地球”一般的未知领域,专家给我们提供一种解读的方式、提供一个看世界的窗口,这些都没有问题,但不应盖棺论定,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可遗憾的是,有些专家未免太过自信了。
  比如,前面有专家表示,“第二个地球是不可能到达的”,从目前的水平来说,到达冥王星要9年,到达这颗星球要5亿年,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但很显然,这仅就当下而言,未来仍然是不可知的。就好比很多年以前,在骑马的年代,肯定也有人觉得汽车、飞机这样的交通工具是不可能的,结果呢?不言而喻。再比如专家认为这不是“第二家园”,而是地球十亿年后的惨淡模样,这样的推测,同样不宜盖棺论定,为何呢?因为环境完全不一样,那么同样有很多的可能性。
  更何况,即便是已经逐步被认可的科学常识,也有被否定的时候,因为科学本身,从来都而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比如去年1月24日,黑洞理论创始人之一史蒂芬•霍金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质疑黑洞的存在。霍金说:“在经典理论中,黑洞不会放过任何东西;但量子理论允许能量和信息逃离黑洞。”他同时表示,科学家需要结合重力和其他自然力构建新的理论才能明确解释整个过程。这,或许才是对待科学最为严谨的态度。
  在科学面前,在未知世界面前,很难有一成不变的答案,这就是说,对待“第二个地球”这样的科学新发现,行业专家们可以推测各种可能性,也可以评价,但应少些盖棺论定式评价,因为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未来。少些盖棺论定,才是对科学的一种尊重与敬畏。这样的常识,同样应成为科学家们的价值坐标。
  12. 打干亲”中的权力江湖
  作者:高亚洲
  很多年前,诗人北岛以一字诗《生活》——网,打捞出人世间的错综复杂,而作家柏杨先生更是以一“酱缸”,把官场之网生动呈现。酱缸之害,不仅在于藏污纳垢,更在于其祸害本事,能“化神奇为腐朽”。
  比如说这从四川“袍哥”文化衍生而来的“打干亲”,竟一度蜕变为四川部分党员干部之间“搞依附”“拉关系”的缘由,被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在全省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工作会上列为“十类问题现象”之一,也成为2014年中央第九巡视组在四川巡视时直指的一大问题。近日,四川省青神县专门出台“六不准”禁止党员领导干部“打干亲”。(7月24日新华网)
  据说这袍哥有两种解释,一是取意于《诗经》中的“与子同袍”;二是因袍与胞谐音,表示有如同胞之哥弟,无论是源于哪种说法,起源于此的“打干亲”,都应是一种纯粹带着人情味的民间习俗,这本身也是中国传统特色——“关系”社会的产物。
  客观来说,“打干亲”在官场的蜕变倒也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在数千年的儒家文化浸染下,国人的行为特色可谓鲜明。有学者曾专门提出国人权力游戏的理论模式,此模式根据人际关系中的情感性成分和工具性需求,分为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而在资源分配者心目中,当与外人初次建立关联时,首要的问题是“他和我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进而做出是“满足他人的需要”、还是“讲人情”、抑或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目标选择。
  虽然这三种关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但因于个体利益的计算,往往需要通过关系网络的建构,以强化利益关联者之间的“熟人社会”关系,而具有隐蔽合理性的“打干亲”便成了利益勾连的工具选择。从利益变现到利益输送,从裙带关系到圈子文化,它所揭露的事实是,在“打干亲”背后,一是权力的变现;二是权力的人格化。而这种事实的存在,除了是对“打干亲”这种本应纯粹的民俗的亵渎外,毕竟,这不是建立在互助、信赖基础上的亲缘关系再造,而只是基于逐利冲动下对民俗的工具化,此外,这还将造成权力本身的异化。
  毕竟,从权力的起源来看,这是一种中立的抽象公器,它所着眼的乃是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但是,在一些热衷于“打干亲”的官员逻辑里,他们一方面成为权力的主宰者化身,另一方面把权力视为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于是,把“打干亲”视为权力角色下的自我赋予,把背后的利益勾连视为权力工具化下的自我回馈。为了促成这一自我冥想的实现,在一个闭环的权力体系中,打造出独享的权力市场,通过官场的关系再造,打造出“你来我往”、“你好我也好”、“有事我摆平”的江湖规矩,一个权力江湖由此而生。
  权力江湖之所在,除了对权力生态本身的破坏外,也会因为正式规则的失序、潜规则的泛滥,造成对法治文明的破坏,以及对公民合法利益的戕害。
  于此而言,一场对“打干亲”的治理,并非对传统文化习俗的摒弃,而是对失序的官场关系网络的格局再建;而对领导干部的集体治理,也并非对官员私生活的悍然干涉,而是基于权力特征,领导干部必须为此做出的私人权利让渡。事实上,从六不准的内容来看,无一不是对准搞小圈子、谋取不当利益等官场乱象开火。
  13. 托举孩子们创业梦想的翅膀
  作者:斯涵涵
  从7月初放暑假开始,四川绵阳长虹世纪城小区的人行道外,每晚6时许至9时许,都会有10个左右的小学生摆地摊销售一些小玩具,当起了小老板。其实,这是他们的暑假作业之一——社会实践。然而,因为占用了人行道,影响了市容市貌,遭遇到城管的介入。(7月25日《绵阳日报》)
  小学生利用暑假时间摆地摊可谓好处多多:体验一把进货、卖货当小老板的感觉,懂得家长赚钱的不易,锻炼了勇气和独立能力,还可以培养孩子的节约习惯、创业意识、吃苦品质,同时也丰富了被培优、作业满满占据的暑假生活,老师布置的这道暑假作业既有趣也有利。
  但是这道新奇的暑假作业也给城市管理出了一个难题, “管”与“不管”都会陷入执法尴尬,北京街头曾经有孩子练摊引发冲突的事件引发热议,而绵阳城管局涪城分局的想法值得肯定:与旁边的市场方和学校联系,提供孩子们销售小玩具的免费摊位,并依据小学生参加人数合理安排各个学生的摆摊时间,这样既让孩子的社会实践摆脱交通阻碍与安全风险,也可就此进行遵纪守法的生动宣传,使孩子们的求知欲、好奇心、探索力得到保护和“生长”。
  数据显示,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创业率只有2%不到,其中固然有着多种因素,娇惯、怕吃苦、经济条件较好……但从小缺乏创新锻炼是重要成因,孩子们兴之所至所迸发出的奇思怪想往往夭折于大人们的粗暴管理与呵斥。比如父母们不愿意、不敢放手,再比如像孩子们的这次练摊,中间曾受到保安城管两头“驱逐”。当一个个动手或创业的“萌芽”被繁琐的手续、合理似不合情的规定“掐灭”,再想点燃孩子们的热情就难上加难,因为乐享其成、循规蹈矩,怯于“不同”已成常态。
  而在国外,小孩子利用各种劳动包括摆摊赚零花钱,不仅得到鼓励,而且各社区有专门的培训,更有相关法律规定予以明确,这或许是外国大学毕业生创业率远远高于于我国,创新理念先进、创新能力强大的基础。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之源,而注重学生多元化兴趣特长的培养以及动手积极性,从小培养新一代的创新意识和社会实践能力,是提升创业活力的有效途径,也考验着现代化城市管理者的管理智慧和水平。把创业精神培育和创业素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全力托举孩子们的梦想翅膀,营造创业创新的社会氛围,在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和保持社会良好秩序之间找到最大公约数,如何对待小学生练摊或许是一个值得解剖的社会断面。
  14. 运营商“为电信诈骗担责”具有样本意义
  作者:汪昌莲
  老人接了一通从“邮政局”“公安局”“检察院”打来的电话,便稀里糊涂被诈骗了48万元,老人将电信公司告上法庭……近日,广州天河区法院对国内首起电信诈骗受害者向运营商索赔案作出一审判决:运营商没有按照约定准确显示来电号码,使得犯罪嫌疑人诈骗得手,应承担部分赔偿责任,赔偿老人损失1万元。(7月24日《京华时报》)
  针对电信诈骗,全国人大代表、电信诈骗防控专家陈伟才曾建议受害者把电信运营商告上法庭,以法律压力,倒逼其实施拦截技术,阻断诈骗源头。而广州市民杨先生,成为践行这个建议的“第一人”,其因电信诈骗损失48万元,将某电信运营商告上法庭。虽然法院最终判决运营商仅赔偿1万元,未能挽回杨先生的全部损失,也对运营商威慑力不大,但运营商“为电信诈骗担责”的判例,具有样本意义。
  事实上,维护信息用户的隐私权和安全权,电信运营商义不容辞的职责。而现实情况却是,信息用户的这两个基本权益,尚未从根本上得到保障。对此,各电信运营商要么是漠然处之,要么是束手无策。比如,手机用户无端被诈骗电话侵犯,很可能是个人信息泄露所致,相关电信运营商难辞其咎。特别是,一些不法之徒利用高科技仪器进行新型犯罪,如“伪基站”三五秒就可屏蔽运营商,发百万条短信,致大量用户手机脱网,这足以表明电信运营商在某些方面还“技不如人”,给电信诈骗留下了兴风作浪的空间。
  可见,电信诈骗如此猖獗,暴露出了信息主管部门相应的管理政策滞后,电信运营商技术手段缺失,加之电信诈骗违法形式不断翻新,监管工作无法做到及时发现和管控,造成违法行为屡禁不止,不仅损害了用户利益,也给电信行业的信用带来不良影响。要知道,电信运营商具备高度信息安全意识和有效的安全措施,被视作信息系统和网络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而法律则是打击信息领域犯罪,维护用户利益的最后一道屏障。
  因此,运营商“为电信诈骗担责”,不应止于个案。首先,电信运营商要不断提高技术手段,完善相关信息管理系统。对电信运营商而言,堵住人为漏洞可采用管理手段,而堵住技术本身的漏洞,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使用更先进的技术。这就要求电信运营商要加强新产品新技术的应用推广,不断完善信息系统安全设备诸如防火墙、VPN、入侵检测系统、防病毒系统、认证系统等的性能,强化应用数据的存取和审计功能,确保系统中的用户个人信息,得到更加稳妥的安全防护。特别是,一旦有用户遭受电信诈骗,运营商应全额埋单。
  15. “空中餐厅”不妨交给市场评判
  斯涵涵
  “下着雨,还坐那么高,四面透风,每人花8888元吃顿饭明显是找罪受嘛!”因为天气以及恐高等原因,昆明“2015中国昆明泛亚休闲产业博览会暨第二届云南(国际)民俗婚礼文化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休博会)上推出的“空中餐厅”昨日遇冷,8位预订了席位的食客最终选择放弃,无奈之下,主厨李云只能临时叫来朋友享用这顿法式大餐。(7月25日《春城晚报》)
  在反腐倡廉、厉行节约的大背景下,,“空中餐厅”8888元/人的高价,无论是餐厅经营方还是前来就餐的食客,在部分人“为富不仁”的固有概念中,都变得有些刺眼,难以接受。
  然而,“空中餐厅”不能凭空臆断。30米高空、独享8道法餐、希尔顿主厨服务。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来自世界顶级的食材,至少体验一下以前不敢想象的世界级主厨服务,体会一下当上帝的感觉,是否物有所值,购买者自有盘算,因此只要消费者有这个经济能力和消费意愿,只要不是公款买单,旁观者实在不必为此耿耿于怀。
  站在经营者一方,法无禁止即可为,昆明首个“空中餐厅”能够如期开业迎宾,一系列工商登记、经营许可、安全检查等必不可少,连8888元/人的价格也要经过物价部门的审批方敢挂出,高空进餐要系安全带……换言之,只要办理了相关法定手续,“空中餐厅”的高规格着实犯不着舆论的刀锋。
  归根到底,“空中餐厅”是一个市场行为,是企业在考虑市场的供求条件、比较其他企业关系的基础上,所采取的一种决策行为,据悉,“空中餐厅”起源于比利时,迄今已在数十个国家和地区“铺设”餐桌。尽管就餐价格不菲、容纳人数有限,“空中餐厅”依然凭借独特的“高水平”就餐体验吸引了众多美食爱好者。在昆明,“4天32个席位已被预订一空“说明人们对此抱有强烈的尝试欲望。也说明企业抓住了目标人群的消费心理,既无违法违规,还可赚得合法利润,消费者可以就近享受高端服务,何乐而不为?
  最新消息,因为天气、恐高原因,空中餐厅”遇冷,8位预订了席位的食客最终选择放弃,无奈之下,主厨只能临时叫来朋友享用这顿法式大餐,显然,这一开局经营方是亏了,赔钱赚吆喝,当然其中也有新闻转载过于火爆的缘故,试想一下,下着雨,餐厅四面透风,坐在高空吃一桌8888元/人的宴席,被闻风而至者全方位围观,说不定还会带出各种八卦怪论,……这种高值享受还真不是什么人都消受得起的。
  由此可见,商品生产经营者的市场行为内容十分复杂,而且不断地发生变化,企业服务、价格、特色、营销、消费群体、效果评价等,都应该为实现其既定目标、适应市场要求而必须进行不间断调整,否则,便会为自己的错误决策买单。商海汹涌,有多少“惊艳之作”转瞬即逝,又有多少不凡佳品历久弥新?
  故而,“空中餐厅”不妨顺其自然,交给市场评判。“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身处商品经济时代,毋须对价高者高看一眼,也不必抡起道德大棒、行政大棒妄加鞭挞,让市场的归市场、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才是理性经济人的正常意识、正当行为,更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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